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龙代表中华民族刚毅、进取、万难不屈的一面、凤则代表中华民族仁慈、宽厚、智慧灵魂的一面。龙凤文化相对、互补、相渗、互含、合一，深化出中华文化的大千世界。可以说，在龙凤身上，寄寓了中华民族自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农家小院全部的人生理想。龙与凤像两面鲜亮的旗帜，高扬在中华民族漫长的艰难奋进的历史征途上。

有一则来自于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上的传说,很好地诠释了龙的来历。五千年前，黄帝统一万氏部落，定都有熊(今新郑)后，中华民族以什么为"图腾"成为了一大难题，因为每一个部落都有他自己的图腾(如有的部落以蛇为“图腾”，有的部落以鱼为“图腾”等)。多数将领都提出用黄帝有熊部落的图腾“熊图腾”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黄帝不同意，怕伤及各个氏族部落的感情。他最后提出：以熊头为首、马嘴、蛇身、以鱼鳞护体、以鹰爪为蛇爪、鹿角为蛇角、以狮尾为蛇尾等。将各个部落的“图腾”组合在一起，拢总起来，故谐音为“龙”。这就是中华民族“龙”的来历。各族部落首领对“龙图腾“也非常满意，因为每个部落都能从”龙图腾“里找到自己部落的影子。因此都非常团结地拥护黄帝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直到现在“龙图腾”依然是中华民族富有凝聚力的一种象征。

黄帝在当时有这种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因为在氏族社会“图腾”相当于现在的党徽、国徽，相当于奔驰、宝马车的徽标。奔驰、宝马公司在收购其它公司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自己公司徽标的先例，可见当时黄帝的思想是多么超前！我们现代人的思想经过五千年的进化还远不及黄帝！

楚族原属华夏民族，传说他们的祖先颛顼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古时候，火对于人类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领曾任火官，成绩显著，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在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镇压不彻底，结果被杀。在长期的部族战争中，楚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从华夏民族分离出来，先是沿黄河迁至陕西汉中一带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响（殷民族崇拜凤），将崇拜龙的图腾改为崇拜凤的图腾。在周灭殷以后，楚族又沿汉水南下，到达荆山一带，他们在此开山垦地，“筚路蓝蒌，以启山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力富强，疆土开拓，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文化，在统一了长江流域两岸的各个诸候小国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成为我国南方的霸主。对长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总之，楚人崇凤是多种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的结果，楚国的凤文化包含着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多种层面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用单一的"图腾"理论就能简单地作出阐释的。

在我国，龙与凤几乎都同时伴生于华夏文明酝酿和生成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现代考古学提供的信息证实：这一时期遍布于长江、黄河各个水系的文化，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精神的趋同。也正是在这种交融中，华夏文明形成了其以礼乐制度为特色的多部族共同体，并以此造就了中华古国风情独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当时中原文化中的凤的意象，在楚人的祭祀活动中被激活成为可以上达天庭、寻引飞升的神祗，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古代楚国出土文物中凤鸟类彩绘漆木器最为珍奇的“虎座飞鸟”造型。“虎座飞鸟”以虎为底座，上立飞鸟；鸟的全身彩绘羽状纹，其背上立着一对彩绘鹿角。有学者认为，“虎座飞鸟”应当可以看作是风神“飞廉”的造型。因为在古代甲骨文中，风、凤同体，而季节性候鸟的出没往还，往往又是风向变化的前兆，而“龙从云，风从虎”的爻辞，又使人相信虎是凤(风)的最好伙伴，所以“虎座飞鸟”的造型，也就是凤与虎的组合，寓意以虎为底座来托举凤凰的飞升。从“虎座飞鸟”的功用和造型特征不难看出，楚人心目中的凤，已经超越出了当时中原人神灵崇拜的窠臼，而是在精神层面上将其意象化，使之成为自由精灵的象征、生命永久的寄托。

在祭祀活动中，楚人以其所特有的“民神杂糅”、“人神相娱”传统风习，在对于凤的意象诠释中，显然有别于中原人将凤单一和简略地视作福祉神灵的一般见解。他们愈加看重的是，人神可以自由交往，天国也能任意往来，而作为神鸟的凤，不仅只是传达上天敕命的使者，同时还有着导引人飞升列仙的神奇魅力。这就意味着楚人在凤的意象塑造上，寄托着愈加强烈的人的主体精神。

正是基于这一创造性的想象，促成了荆楚文化中凤凰从神灵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进与升华——除了现代考古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堪为实证之外，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是将凤引以为审美情感的载体，并为之注入瑰丽诡异的浪漫主义色彩，进而使之成为体现民族精神活性的象征。

在屈原的作品中，曾多次将凤凰引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据有的学者统计，他在作品中提及到凤凰的大约有１４次，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其高尚、圣洁、优雅、超逸的人格品质。如《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即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又如《远游》：“凤凰翼其承旌兮，遇蓐收于西皇。”“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乌迎宓妃。”

屈原的作品中对于凤凰的意象特别寄予了绵绵深情的，当数《九章·涉江》：“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本篇作为诗人的晚期作品之一，深沉地表达了他面对黑暗政治阴阳倒置的险恶世道，以无比愤懑的激情立誓与之绝裂的坚强意志。

凤凰意象的演进与嬗递，构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别具风情的凤文化，尤其是在文学、音乐、美术等审美领域中，无处不见其绚丽多姿的身影

西汉立国之初，高祖刘邦崇龙，但在天下一统之后，由于东部和南部等区域千百年来崇凤的传统文化和民俗心理却难以尽除，尤其在东部还发生了持续数十年的动乱。因而当“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同时也注重尊崇凤，以促成民俗心理中龙与凤的融合。由此，自西汉以后，龙、凤便成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汉昭帝时期，史籍中就有关于始元三年冬十月“凤皇集东海”的瑞兆记载；而到了汉宣帝时期，《汉书》中的这类记载就更多，宣帝在位共２５年，而有“凤凰来仪”记载的竟多达１２次，其中在公元前５７年，朝廷甚至干脆改元为“五凤”。

综上所述，由此令人深刻地认识到，正是经历过了荆楚文化的浸润和陶冶，作为一种被神化、美化、理念化的鸟的形象，凤凰才完成了其自身从神灵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进与升华；而强烈的人的主体精神的注入，则进一步促成了在凤文化在其起源、衍变和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千百年间，它不仅成为民族祥瑞征兆，美好情感的载体，英才俊彦的佳誉，同时还以其愈加瑰丽多姿的文化内涵，进而成为体现民族精神活性的象征。千百年来，它与龙文化相辅相存，历久不衰，并行不悖，辉映千古，展示出了华夏子孙崛起于神州之上、奋飞于九天之外的壮美情怀和雄心壮志，从而共同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煌煌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无处不有凤文化的踪影，它与龙文化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华夏儿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造着美好的明天！